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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柳堂读书记|民间刻的“殿版书”

深柳堂读书记|民间刻的“殿版书” “殿版书”是个通俗的说法,指的是清代的皇家刻本或者叫内府刻本(也包括少部分活字排印本和石印本)。因为清代内府刻书处以武英殿为主,所以习惯上也叫“武英殿本”,简称“殿版”。乾隆时期官修的《日下旧闻考》卷七十三记载:“康熙十九年,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。”在此之前,清代内府刻书是由前明司礼监经厂完成的,此后,也有少量书籍是由隶属中央政府的其他机构如宗人府和扬州诗局(属于内务府管理)刻印的。殿版书在清代出版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,但内府一共刻了多少种图书,却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。紫禁城出版社的《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》著录了五百二十七种,已经超过了民国时期陶湘《清代殿版书目》的数字,而翁连溪先生编著的《清代内府刻书图录》则著录了七百余种,其中包括清入关前的出版物如《七大恨誓诏》。清代内府刻本大多校勘精良,刻印俱佳,有些讲究的初印本用开化纸和佳墨精印,极为漂亮,堪称精美的工艺品。殿版书的内容也包罗万象,经史子集都有,其中包括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二十四史》这样的大部头,可谓卷帙浩繁。

顾名思义,殿版书应该是内府刻本,但其中却还有少数图书本来是由私人所刻,却由于种种巧合而入殿版书目。比如上面提到的三种殿版书目都有收录认证的清初史学名著《绎史》,就是康熙九年作者马骕任灵璧知县时所刻。康熙十二年马骕去世后,书板一直存放在其老家邹平县。王士祯《分甘余话》卷一“绎史”条记载,“康熙四十四年,圣驾南巡至苏州。一日垂问故灵璧知县马骕所著《绎史》,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原版。明年四月,令人赍白金二百两至本籍邹平县,购版进入内府,人间无从见之矣”。《绎史》是一部从上古时期到秦代的资料集成,所收资料极为丰富,唐以前除四书之外的典籍大致均有采用,其体例也别具一格,综合了编年、纪传、纪事等各种方式,配以多种图表,颇有创新。此书问世后,很受学术界重视,不轻许人的顾炎武称赞其书为“必传之作”,世人将《绎史》和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以及李清的《南北史合注》称为清初三大奇书,马骕也因此享有了“马三代”的美名。康熙皇帝自幼就爱好读书,《康熙起居注》中对他读书的情况有详细记载,虽然难免有所溢美,大体上还是实情。他之所以在南巡时特别关注马骕这部佳作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《绎史》殿刻本大字序言

《绎史》一书共一百六十卷,约四百万字,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部头。也正因为全部刷印的成本太高,刻版后印行较少,原刻初印本极为罕见。就是版归内府后的印本,流传也并不多,后来到光绪年间,出现了几种翻刻本及石印本,才较为易得。《绎史》原刻本虽然是民间刻本,版刻却甚为工整,跟同时期其他殿版方体佳刻如《孝经衍义》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等书相比,也毫无愧色(这大概是康熙皇帝要购其版入内府的原因之一),光绪翻刻本则殊为恶劣,无法相提并论。

卷一首页

卷八首页

《绎史》书版入内府后又有所剜改,由于书成之后的灵璧初印本流传极为罕见,知者不多。据《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》记载,原刻初印本卷八首页的“自玄嚣与桥极皆不得於位”,剜改后印本已改“桥”为“蟜”。康熙原刻本与清末翻刻本相比,也有所不同。比如卷一首页第十一行“太初,气之始也,生於酉仲”,原刻本诸字大小一致,而翻刻本“仲”字略大,颇为突兀。对照上述特征,我所收藏的这部《绎史》无疑就是原刻初印本。查询二十年来的古籍拍卖纪录,没有其他初印本出现,可知此书之罕见难得。

此本四函三十六册,旧装初印,为清末著名学者姚大荣旧藏,书中有其朱文藏印“普定姚大荣字俪桓号芷澧金石书画”。姚大荣光绪九年中进士,历任内阁中书,大理院推事等职,辛亥革命后长居北京,专心著述。他一生著作很多,尤精于古代书画史研究,但最有名的著作可能是为同乡名人马士英鸣冤翻案的《马阁老洗冤录》。姚大荣此人,我最早是从古籍入门书之一,黄裳先生的名作《清代版刻一隅》中知道的。最后一张书影就是宣统刻本,姚大荣的《惜道味斋集》。

还要顺便指出的是,《绎史》一书中有“天象图”“地理图”和“礼器图”木版画数十幅,描绘细致,刻工亦精,放在清初版画史的大背景中比较起来,也算上乘之作。

礼器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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